文 | 邱克

钱天华老师近日在《音乐周报》进一步讨论“雅歌”这一概念，试图在中国艺术歌曲之外，从《诗经》到唐诗宋词再到中华吟诵的诗乐传统中，建构一种新的声乐形态。这一文化自觉值得肯定，但细读之后，我认为其在概念界定、历史论证和逻辑推演方面存在值得商榷之处。本文并非否定这一探索方向，而是希望雅歌能够在更清晰的概念和历史基础上继续深化。

雅歌究竟指什么？

一个新概念如果要成立，总得能告诉我们什么属于它，什么不属于它。钱文对雅歌的界定存在明显的内在张力：一方面它被描述为空间很大、因需而异、博采众长；另一方面又要求严格贴合汉语声调、近乎标准化的演唱方法。如果雅歌边界足够宽泛，它与现有的中国艺术歌曲、古诗词艺术歌曲、民族声乐之间的实际边界何在？反之，如果需要一套标准化演唱规范，又如何与民族唱法、美声唱法区分？

更为关键的是，钱文尚未提供可操作的音乐学标准来回答这一基本问题。黄自的《花非花》用了白居易诗却采用现代专业作曲方式，算不算雅歌？古琴琴歌有千年传承，算不算？昆曲中的诗词唱段算不算？如果取决于歌词来源，那雅歌是按歌词分类而非音乐形态分类；如果取决于演唱方式，则必须说明这种唱法有什么不可替代的技术特征。目前关于雅歌的论述，尚未完成从“文化理念”到“音乐形态”的关键一步。

从《诗经》到吟诵，真的是一条连续的音乐传统吗？钱文将《诗经》、“行吟泽畔”、杜甫“自长吟”、唐诗宋词依曲牌传唱等现象串联为“绵延三千余载”的传承，但这里混淆了不同性质的声音实践，忽视了中间的断裂与差异。《诗经》中的雅与周代礼乐有关，音乐今天已经失传，不能等同于后世吟诵。屈原“行吟泽畔”是文学文本对人物状态的描写，不足以证明存在固定旋律规则的吟诵体系。杜甫“自长吟”的音高、节奏已无法凭诗句确定。至于宋词，依曲填词属于词乐，与后世吟诵并非同一传统，原有燕乐旋律后来大部分失传。钱文将二者直接衔接，跳过了元曲、明清戏曲等更为复杂的诗乐形态，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功能的声音实践直接串联，容易把复杂的历史过程整理得过于整齐。现代记录到的吟诵调可能保留古老因素，也可能经历长期地方化重塑，不能自动被视为两千年前音乐形态的直接证据。不同地区的吟诵调在音高走向、节奏、拖腔上差异明显，如何从中提炼出统一的雅歌标准，同样需要更充分的论证。

将中国艺术歌曲视为德奥艺术歌曲（Lied）的移植，这一概括同样过于狭窄。自黄自、赵元任、萧友梅以来，中国艺术歌曲在汉语声调处理、民族和声探索等方面已经形成深厚的本土化传统。黄自《花非花》对古典诗词声韵与西方和声的结合、赵元任《教我如何不想他》对白话诗与旋律节奏的探索，本身就是汉语声乐本土化的重要成果。此后丁善德、陆在易、赵季平等作曲家的创作，也进一步显示出中国艺术歌曲持续本土化的发展轨迹。把雅歌的必要性建立在对艺术歌曲的狭窄理解之上，既忽视了百年来的本土化努力，也容易陷入另一种“中心—边缘”思维。此外，“其他中国歌曲是否就意味着非艺术歌曲”的追问，在修辞上有效，但在音乐学上不成立。艺术歌曲中的“艺术”是历史形成的体裁名称，不是价值等级判断。正如室内乐不意味着室外音乐不属于音乐，艺术歌曲的存在也不意味着民歌、戏曲不具有艺术性。

德奥艺术歌曲的形成，更不能简单归因于工业文明。德语艺术歌曲在舒伯特之前已有柏林歌曲乐派、北德敏感风格等漫长积累。舒伯特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极大拓展钢琴伴奏的叙事与心理表现功能，使诗、人声与钢琴之间形成更加紧密而富于戏剧性的关系。这一过程与工业文明有宏观社会背景关联，但直接说工业文明催生艺术歌曲，则跳过了文学、美学、音乐技术等多方面的中介。钱文称德奥范式衍生了意、法、俄等国的艺术歌曲，同样过于简化。法语艺术歌曲（mélodie）与法语韵律及沙龙文化关系极深，俄国浪漫曲（romance）也有自身的城市歌曲基础。用一个单一范式解释多国艺术歌曲的形成，容易重新落入“中心—边缘”的解释框架。在解释西方艺术歌曲时，历史过程被压缩得较为简单；而在论述中国诗乐传统时，又更强调其绵延和连续性，两种叙述采用了不同的历史尺度，也容易影响后续结论的平衡。

钱文提出建立“近乎标准化的演唱方法”，但这与吟诵田野调查所呈现的丰富差异之间存在显著矛盾。各地方言、师承的吟诵在音高走向、节奏、拖腔上差异明显，这些差异并非需要消除的偏差，而是传统多样性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准化教学有其价值，但需明确：这个标准究竟是从古代恢复出来的，还是现代人为今天的演唱需要建立的？如果是后者，只要承认这是现代创造，就可以更自由地讨论哪些传统元素应该吸收，哪些应该重新设计。真正需要避免的，是从德奥这一单一尺度转向另一种以中国传统为唯一尺度的解释框架。

综合以上讨论，雅歌目前更接近一种有启发性的文化倡议，而非已完成严密论证的音乐学概念。它提出的问题是真实的：中国古典诗文的声音传统，能否转化为一种具有自身辨识度的现代声乐形态？

如果要把雅歌建设为真正有效的学术概念，至少需要完成三项工作：第一，明确界定概念边界，建立可操作的音乐形态标准，回答雅歌与艺术歌曲、琴歌、吟诵音乐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第二，承认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音乐形态差异及传承证据的不完整，避免将两千年诗乐关系扁平化为一条连续直线；第三，明确区分传统资源与现代建构，将雅歌理解为借助传统资源进行的现代音乐创造，而非一个可以直接从古代恢复出来的完整体系。这种坦诚不仅不会削弱雅歌的价值，反而会使其获得更坚实的学术基础。

现阶段，雅歌不必急于成为一个与艺术歌曲平行的新体裁，而可以首先作为一种创作倡议：鼓励作曲家重新面对汉语的声音特点，重新利用琴歌、吟诵、戏曲和传统诗乐中的资源。待真正积累出一批在音乐形态上具有稳定共同特征，并与既有艺术歌曲明显不同的作品之后，再讨论它是否已经形成独立体裁。雅歌的未来，不在于它能够追溯到多么久远的历史，而在于它能否在现代声乐实践中形成真正具有辨识度，并且不可替代的音乐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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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音乐周报